在这个问题上目前法律规定比较混乱，几部法律法规相关内容各异，

1、根据我国《刑事诉讼法》（1996年修订），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：“对于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，在讯问和审判时，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。”

根据上述法律，是可以通知，不是必须或者应当通知。也就是说，原则上要通知，但根据案件情况，也可以不通知，“通知法定代理人”不是强制性义务。

2、而根据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》（1998年5月14日公安部令第35号发布）

“第一百八十二条 讯问未成年的犯罪嫌疑人，应当针对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，采取不同于成年人的方式；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外，应当通知其家长、监护人或者教师到场；讯问可以在公安机关进行，也可以到未成年人的住所、单位、学校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进行。”

根据上述公安部法规，也就是说“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外，应当通知其家长、监护人或者教师到场”

3、根据2006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八次会议通过的《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》第十条 “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人犯罪案件，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。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，应当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场，告知法定代理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。”

4、根据2006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修订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第五十六条“公安机关、人民检察院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，询问未成年证人、被害人，应当通知监护人到场。”

比对、以上几部法律，特别是2006年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第56条的规定，按照新法适用优先于旧法的原则，笔者认为，在办理未成年人涉嫌犯罪的案件中，侦办机关讯问未成年嫌疑人“应当”通知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当场。

要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，需要知道一点该法条的立法背景，事实上深入研究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第56条的立法背景可以知道，催生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第56条的，正是一起法定代理人缺位的错案：“2005年6月，安徽省巢湖市公安局居巢分局在办理一起故意伤害致死案件中，错捕了4名少年，并使用刑讯逼供的手段，逼迫4名未成年人承认自己是杀人凶手，但在他们被冤枉拘押百天后，却抓到了真凶。在2006年3月举行的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，安徽团省委书记及该省多位全国人大代表，在承办该案的孔律师的立法建议基础上，共同提出了《关于制定我国未成年人刑事保护立法的建议》。这一议案明确建议：未成年人有要求其监护人在场的权利。同时，有监护人在场，应当成为公安机关、检察院、法院的一项程序性义务，没有通知监护人到场的情形就可以视为司法机关的程序违法。由此，可以在程序上最大程度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。

 

根据这个议案，全国人大会同公检法等相关部门开展了大量调研，经反复讨论，最终在2006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上，修订产生了第56条规定。

因此，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第56条可以理解为是对《刑诉法》及其他法律相关内容的一次修订，整理。明白这个立法背景，这一问题的疑惑也就迎刃而解。

   因此，“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,应当通知监护人到场”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 (尹海山律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