受贿案如何确保庭外口供的合法性？

 

 

  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在侦查、起诉阶段对侦查人员、检察人员所作的有罪供述，即为庭外口供；而审判阶段在庭审中所作的有罪供述，即为庭审口供。实践中，由于受贿案件大多为“一对一”，口供起着绝对的证明作用，并且易发生翻供现象，因此，受贿案件庭外口供的合法性证明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。

 

    一、受贿案件庭外口供合法性的证明十分重要

 

    众所周知，受贿案件证据的特殊性决定了庭外口供举足轻重的作用，很多受贿案件没有庭审口供，往往必须依靠庭外口供定案。被告人如先后在侦查阶段、起诉阶段、审判阶段作出认罪供述，或虽未在侦查、起诉阶段供述过，但在审判时供述犯罪，则被告人口供的适用通常不成为问题。容易引起争议的是，被告人在侦查或起诉阶段供认后，而到审判阶段翻供，证据的认定就成问题。刑诉法规定，一切证据的采信必须经过庭审质证、认证，有些法官认为庭审中被告人的供述，其真实性和可采性优于庭外口供。但又有人认为，庭外口供由于在时间上与发案离得较近，因而更具有可采性。因此，受贿案件庭外口供合法性的证明，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现实问题。

 

    庭外口供是在侦查、起诉阶段获得的，一般体现为讯问笔录或嫌疑人本人书写的供词等书面载体，因而一旦被告人在审判阶段翻供，主张之前的认罪陈述系受侦查人员、检察人员不正当方法之影响而不得已供述，口供合法性的证明就显得尤其重要。翻供往往会给受贿事实的认定带来极大的被动。受贿案件被告人翻供后，关键的问题是需要证明侦查机关是如何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的，有无非法取证的情形。由此，庭外口供合法性的证明，是翻供的受贿案件中必须重点解决的问题。(上海辩护律师网   尹海山 律师编辑）

 

    二、庭审口供与庭外口供在三个方面的不同

 

    １．审查的侧重点不同。庭审口供具有公开性和自愿性的特点，可采信性取决于口供的真实性。庭外口供系被告人向侦查人员、检察人员供述的，而侦查工作一般又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，审讯犯罪嫌疑人时一般不允许第三人在场，因而，对于庭外口供可否采为证据，除了供述内容的真实性外，还要取决于获取口供程序的合法性。

 

    ２．所适用的证据规则有所不同。刑诉法第四十六条规定：只有被告人的供述，没有其他证据的，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。所以对庭审口供应适用口供补强的证据规则。对于庭外口供，在证明其真实性时，当然也要适用口供补强规则，但首要的是取得证据的合法性问题。也就是说，被告人在侦查、起诉阶段所作的认罪供述，如果被告方提出异议，只有被证明是通过合法的手段取得的，才具有证据效力；刑讯逼供、车轮式的审讯等非法收集的口供不具有真实性，当然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。因此，庭外口供还必须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。

 

    ３．直接产生的法律效果不同。庭审口供与庭外口供对量刑均具有直接意义：被告人在法庭上如实交代犯罪事实，被视为有悔罪表现，可获得从轻处罚，且是适用缓刑的法定要件之一；如果被告人在审判阶段翻供，则一般被认为认罪态度不好，而在刑罚上承受不利的后果。庭外口供由于涉及被告人供述的自主性、口供取得的合法性及其证明责任、被告人翻供以及翻供后如何采证等问题，不论是在实践层面还是理论层次上大家认识不尽相同，因此，对受贿案件庭外的口供自然应给予更多的关注。

 

    三、增强庭外口供合法性证明力的建议

 

    目前对于受贿案件翻供问题的研究，主要着眼于实务操作，因而在视角上难免“就事论事”，带有较大的局限性。可否从法律制度的层面来反思一下翻供现象呢？目前刑事证据的运用缺乏统一的规则，对此应做到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“弥补”这方面的欠缺：

 

    １．对庭外口供合法性的证明。一是对审讯过程实行同步录音、录像。目前，检察机关在侦查受贿案件过程中，采用录音、录像等方式来记录、固定犯罪嫌疑人的口供，可以防止侦查人员“疲劳”审讯和非法收集口供，不失为提高庭外口供可采性的一个好办法。二是建立侦查证人制度。侦查证人制度，也称警察证人制度，是指侦查人员以证人身份出庭，就侦查程序事实向法庭提供证言，就口供的取得作出合理的说明，并对证言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的作证制度。在受贿案件被告人翻供现象突出，使取证合法性备受争议的情形之下，建立这项制度显得十分有必要。它是控方承担举证责任的逻辑延伸。如上所述，控方不仅对实体事实负有举证责任，对于诸如取证的合法性等程序事实也负有举证责任。侦查人员出庭，就程序的相关事实作证，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，这是刑事审判中直接、言词原则的体现。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还有利于澄清事实，揭露被告人虚假之词。绝大部分的受贿案件被告人庭上翻供纯系“无理取闹”，几乎都声称是侦查人员逼供、诱供，公诉人尽管也予以驳斥，如果侦查人员出庭作证，才真正具有证明力。另外，还有利于推动、促进证人出庭。证人不愿意出庭、证人到庭率极低是不争之事实。侦查人员出庭无形中发挥了一种“表率”、“示范”作用。

 

    ２．建立科学的受贿案件证明责任分配机制。当前实务中存在的两种错误倾向：一是公诉部门只应负举证责任，而忽略提供证据的说服责任。庭审中公诉人往往认为，宣读、出示、提供相关证据之后，即已尽证明责任。二是被告方将举证责任等同于证明责任，被告人往往以公诉机关承担证明责任为由推卸自己应负的举证责任。不少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以借贷、礼尚往来、公务开支等作为没有受贿的辩护理由，却不提供辩护事由的相关证据。因此，应建立科学的证明责任分配机制，强化控方的证明责任，全面落实无罪推定原则。

 

    ３．其他规范性建议。在侦查环节，要克服“口供是证据之王”的观念，严禁刑讯逼供，全面客观地、真实地收集证据；审查起诉环节，全面核实、固定证据，完善证明体系，充分发挥公诉职能；审判环节，提高审判人员法律素质，强化庭上质证认证功能；执法监督环节，加大查办伪证、包庇、徇私舞弊、内外串供等犯罪案件的力度，铲除翻供赖以滋生的土壤。

 

来源：（陕西省岐山县检察院 ）检察日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