尹海山律师为金某合同诈骗案（辩护辞摘要）
尊敬的审判长、审判员、书记员：
我受本案被告人金X家属委托并征得金X本人同意，由上海信诚事务所指派，依法担任金X合同诈骗案二审辩护人。接受委托后，我详细查阅了本案卷宗材料，并会见了被告人，现根据事实、法律及本案有关具体情况，提出如下辩护意见，供合议庭参考。
对于（2005）闵刑初字第917号刑事判决书所陈述的认定事实及判决理由，辩护人认为该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金X犯有合同诈骗罪所依据的基本事实不清，主要证据严重不足，请求二审法院撤消一审判决，依法改判被告人金X无罪。理由如下：
第一，金X不是合同一方主体，因此，也就不可能根据合同“非法占有”相对方的财物。
本案中，根据现已查明的证据显示，金X并不是任何一份合同的当事人，既然不是合同一方主体他如何通过合同来“非法占有”对方财物？“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”？
第二，金X缺乏构成合同诈骗罪的主观要件。
既然金X不是合同一方主体，故而无法“非法占有”合同相对方财物。那么，认定金X触犯合同诈骗罪的逻辑前提是——金X参与了赵X、余X、朱XX等人的合同诈骗犯罪。也就是说，虽然分案处理，但是，这是共同犯罪，这一点无庸置疑。
既然是共同犯罪，那么就要有共同的犯罪故意，有共同的犯罪目的。合同诈骗罪是目的犯，缺乏“非法占有”的目的，无法构成本罪。综观全案卷宗材料，我们没有发现有力证据能够证明：金X与赵X、余X、朱XX等在事前就合同诈骗有过预谋（这一点一审法院也予以认可）。也就是说，金X介入本案完全是偶然的，他是以“介绍人”的身份介入本案的，他的确在努力地促成合同双方的交易，但是，他促成双方合同的目的是获得提成（这一提成性质类似于介绍费）。而不是“非法占有”合同相对方的财物，金X不是合同的一方当事人，他在主观上并没有“非法占有”他人财物的故意，而事实上，他也没有占有对方财物，他想拿到手和他能拿到手的，都只是促成双方合同所应得的介绍费（或者叫提成）。其总额不过三万多元，这笔钱的性质是他通过履行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而获得的经济利益。这与赵X、朱XX等人意图诈骗取的总计百万余元金额相比悬殊甚巨。所以，金力不可能是赵X、朱XX等共同诈骗犯罪中成员，因为，假定他是共同犯罪成员，那么，他要投入的风险与所得实在不成比例，这有悖于常理。
一审判决书推断，金X在“新戬”公司告知其收到“圣桥”公司空头支票后，理应明知“圣桥”公司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及意愿，然而，我认为这样的推断未免过于主观，过于武断。站在金X的角度，他完全有理由相信一个注册资本为3000万人民币的“圣桥”公司有能力付清这一笔款项，“暂时不支付”并不能必然推导出有“非法占有”的故意，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。在经济领域，一时资金紧张、拖欠货款甚至拆东墙补西墙的情况实在是太普遍的现象，而合同一方主体履行合同能力的有无和大小，常常是处于一种可变状态的。我们不能要求金力具备侦察人员的敏感嗅觉，要求他马上意识到赵X等人是在犯罪，更何况，赵X等人在签订合同过程中所使用的证件，公司名称、印章、姓名等都是真实的，在事前没有预谋的情况下，仅仅因为上一次的货款未结清，就推断金X必然知道赵X、朱XX等人在进行合同诈骗犯罪，这样的推断未免过于牵强，过于主观的，同时也是不付责任的。
退一步讲，即便我们认为金X应该有所怀疑，但是，只要他与赵X等人没有形成共同的犯罪故意，我们也不能据此就认定金X是共同犯罪中的一员。充其量，我们最多可以指责其不负责任，作为介绍人没有尽到诚信义务，但是，却不能因此认定其为犯罪，这有本质的区别。因为，根据现有证据并不能确定金力在前后几次交易中有明显的心理转变。不能证明他有“非法占有”合同相对方财物的目的。
一审判决书认为，金X在主观上有共同诈骗故意这一点，已经被余X、肖XX、周XX的证言所证实，但是，通过查阅肖XX、周XX两人的证言，我们发现肖XX、周XX的证言仅仅证实了金力积极参与了采购钢材的活动，除了周XX的主观猜测，并没有确实可信的证据能够证明金X有诈骗的主观意图，而周XX的这种猜测很容易理解为其被骗后而牵怒于金X。没有确实的事实依据。事实上，根据金X的这些活动，无法必然地推导出其有共同诈骗的故意，因为，这完全可以理解为其介绍人职责的延伸。而余X供述的真实性是很值得怀疑的，余X作为共同犯罪的另一被告，与金X存在必然的厉害关系。站在余X的角度，其心理很可能是临死拉一个垫背的，同时，也不排除其要把自己的责任推给金X这一可能。查阅余X的供述，给人的直接印象是金X在这一事件中所起的作用，参与的程度，甚至要超过余X本人。但是，我们只要对比一下赵X所提交的材料，就会发现矛盾重重，在赵X2005年一月三日所写的，对这一事件的叙述材料中，共计17次提到余X，但是，却未提及金X的名字。很显然，作为这一诈骗行为的策划者，赵X非常清楚，金X的作用是远逊于余X的，金X不过就是一个不知情的外围人员，而余X才是核心骨干。赵X的材料从另外一个角度质疑了余X供述的可靠性。对于金X在共同诈骗中到底是什么角色？余X与赵X对同一事实的叙述形成冲突。
在判断金X是否有共同诈骗的故意这个问题上，我认为，有几个细节是特别需要注意的：1、金X在收取第一次的介绍费，以及6月22日6月29日两批货的介绍费时，甚至不是直接向赵X索要，而是向“老宁波”结帐。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，金X与赵X等人是有距离的，假设他和赵X、余X有过串谋，那他应该找赵X要。而非找“老宁波”索要。2、根据肖XX的证言：在2004年六月，在“圣桥”公司与“欧翔”公司签订合同时，肖XX曾经要求赵X、余X、金X提供有效证件作为留底，余XX没有提供，赵X提供了复印件，而只有金X提供了自己真实的社保卡的原件。根据常理，一个人在意图诈骗时是不可能那么坦然地留下自己真实资料的。这刚好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金X对赵X、余X等人的诈骗行为性质并不知情，余X和赵X在这一问题上的含糊、闪烁也反衬出金X的坦然。3、金X的确多次在提货单上签名，但是，完全可以理解为他介绍人职责的应有之意，他根本没有意识自己在做什么，因此，无所顾忌，相反，诈骗的策划者赵X和朱XX则是能不露面尽量不露面，能不留下痕迹就不留下痕迹，这又是一个反衬。所以说，金X积极参与这一活动，并不能表明其有共同犯罪的故意，只能证明他头脑简单，被蝇头小利的介绍费蒙住了眼睛。4、根据现在查证属实的情况，购买被骗钢材的下家都是赵X、余X、朱XX等人联系的金X并不知情，而对于货物被骗后的流向，金X也并不知情。5、余X在其供诉中对金力在本案中的作用浓墨重彩加于渲染，而在作为本案核心人物的赵X所提供的材料中，提到余X17次之多，对金X在本案中的作用却几乎没有提及。这两份证据反差太大。值得我们注意。6、金X也并非“圣桥”公司员工，没有任何确实证据反映出金X与“圣桥”公司存在任何劳动关系，他只是为了联系业务方便，使用了“圣桥”业务人员的名义，如果因此就断言他是“圣桥”公司员工，那么与此同时，我们又如何界定他与朱XX的“浙宁”公司的关系？难道金X也是“浙宁”公司员工？这显然很荒唐。所以，在这个诈骗过程中，金X只是一个不知情中介人。我们固然可以说他是个不负责任的中介人，但是，他不是“圣桥”公司，也不是“浙江”公司的人员，我认为，这些细节都已经表明金X对赵X、朱XX等的诈骗犯罪的内幕是不知晓的。他缺乏构成合同诈骗罪的主观要件。
第三，金X在本案中其行为性质是什么？
如前所述，金X的确积极穿梭于合同主体双方，他的确积极地促成了双方合同的达成乃至部分履行，但是，这是由他“介绍人”的身份所决定的，他有行为，但是，不是诈骗行为，他所有行为的指向，不过是区区三万多元的“介绍费”，而非骗取百万元巨资，正是这一指向决定了他的本案中只是一个介绍人。固然，一审法院可以他的行为理解为“参与诈骗”。但是，这并非其行为唯一的解释，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他是在履行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。
第三，本案所涉多批货物去向不明，本案的嫌疑人赵X、朱XX以及重要知情人周老板、“老宁波”现在均未到案，缺乏关键证据，而目前所取得的证据存在矛盾，疑点甚多，不能相互印证。根本就达不到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的法定定罪标准。
综上所述，我们认为根据现有证据，不足以认定金X构成合同诈骗罪。在缺乏有力证据，主要知情人缺位的的状况下硬要牵强定罪，是草率的，也是经不起检验、经不起时间考验的。因此，恳请二审人民法院撤消一审判决，改判金X无罪。
此致：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
辩护人：尹海山律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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